让世界成为我们共同的课堂

本文的标题，是受上海纽约大学（简称“上纽大”）非官方校训启发的结果。虽然建校将近13年了，上海纽约大学和它的美方母体学校一样，仍然更愿意把一种颜色（紫色）而不是一句话（校训）作为自己的形象代表。校园网主页上有关于学校的“愿景”“价值”和“使命”的全面阐述，这些内容显然无法被容纳在一两个短语或概念当中。但是，如果外人在上纽大校园里偶遇任何一名学生并向其打听上纽大的校训是什么，得到的回答可能都是“让世界成为你的课堂”（Make the World Your Major）。事实上，2024年10月出版的上纽大创校校长俞立中编著的一本讲述上海纽约大学的探索的书，用的就是这个书名。

“让世界成为你的课堂”，针对的是学生。而“让世界成为我们共同的课堂”，针对的是教师。两句话都是说话者对自己及其同伴和同道的要求与激励。从针对学习者的“让世界成为你的课堂”，引出针对教育者“让世界成为我们共同的课堂”，最重要的理由，不仅最好的学是教，而且最好的教也是学：让孩子们亲眼见证快乐而认真的学习不仅是应当的，而且是可能的；让快乐而认真的学习不仅成为孩子们模仿的活动，而且成为他们羡慕的活动，成为他们受到激励、获得灵感的来源，这才是最好的教育。进一步说，每一位校长、老师和家长，作为教育者，如果想让孩子们把世界作为他们的课堂，那么，实现这个教育目的的最好途径，是让世界也成为我们自己的课堂；就像我们希望他们做的那样，我们自己也带着好奇心和责任心去学习，以一个“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的“学习大国”的公民身份去学习，到世界这个大课堂中去学习。

这句话包含三层意思，我在下面分别做一点解释。

第一，关于“带着好奇心和责任心去学习”。

上纽大校园网上陈述的那些价值（好奇、严谨、正直、尊重、和谐、尽责）当中，“好奇”和“尽责”可能是最重要的，因为其他价值都可以从这两个价值派生出来。而这两个价值，恰好对应于上纽大合作双方背后的两大文化传统。纽约大学作为一所美国大学，它背后的西方文化从古希腊以来就把“惊讶”作为哲思的起点（如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说“哲学起源于惊讶”）；而华东师范大学作为一所中国大学，它背后的中国文化从先秦以来就把“忧患”作为思想的重心（如《易传》曰：“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在中国的语境中，有必要特别强调“惊讶”或好奇心的重要性；关于近代中国科技发展状况的两个著名问题，“李约瑟难题”（为什么当代科学、伽利略时代的“新哲学”或称“实验哲学”只产生于欧洲文化，而非中国文化或是印度文化中呢？）和“钱学森之问”（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都可以从有没有一个重视“惊讶”或好奇心的文化传统、有没有一个重视追求知识的内在价值而不仅仅是工具价值的求知动机这一点去寻找答案。DeepSeek之所以能异军突起，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家公司特别重视发挥员工好奇心的作用，如该公司领军人物梁文锋在一次访谈中所说：“我们选人的标准一直都是热爱和好奇心，所以很多人会有一些奇特的经历，很有意思。很多人对做研究的渴望，远超对钱的在意。”有意思的是，在同一次访谈中，梁文锋又说：“随着经济发展，中国也要逐步成为贡献者，而不是一直搭便车。”这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意识。

在当代社会，在现代科技尤其是人工智能既为人类带来巨大福利，也让人类面对巨大风险的今天，只有把好奇心和责任心有机结合起来，才能既充分享受科技的福祉，也规避科技的风险。这同时意味着，在当代社会，教育的核心使命，就是培育下一代的好奇心和责任心，使这两者成为学生的内在素质和内在要求。

第二，关于“以一个‘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的‘学习大国’的公民身份去学习”。

“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这句话，出自毛泽东在1956年11月12日发表的《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说：“一九一一年的革命，即辛亥革命，到今年，不过四十五年，中国的面目完全变了。再过四十五年，就是二千零一年，也就是进到二十一世纪的时候，中国的面目更要大变。中国将变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中国应当这样。因为中国是一个具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和六万万人口的国家，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

“学习大国”这个词，出自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5月22日在上海会见外国专家时的讲话，当时他说：“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优秀文明成果。中国要永远做一个学习大国，不论发展到什么水平都虚心向世界各国人民学习，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姿态，加强同世界各国的互容、互鉴、互通，不断把对外开放提高到新的水平。”

从1956年到2014年，再到现在的2025年，我国综合国力发生了巨大变化。我让Gemini和DeepSeek这两个大语言模型，在一些关键指标上，对从1956年到2024年中国和美国这两个国家的发展幅度，做了一些对比。这种对比很有意思。两个大语言模型都告诉我们，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虽然基数低但增速惊人（如GDP总量增长倍数1200多倍，人均预期寿命提高30岁左右），而美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虽然起点高，但增速平稳（如GDP总量增长倍数60多倍，人均预期寿命提高七八岁）。在两个系统中我输入的问题是同样的，但相比之下，DeepSeek的回答速度更快、内容更多，对中国优势的评价更谨慎，对中国不足的表述更明确。可以这么说，两个AI系统提供的上述对比结果都告诉我们：作为教育者，我们有必要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引导和鼓励我们的下一代，一方面为我们终于有条件“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而自豪，一方面继续以“学习大国”公民的身份去努力学习，进而不仅继续缩小与西方的差距，而且如一位著名西方哲人百年之前希望的那样，最终“创造出一种比西方人业已创造出的任何东西都更加优秀的货真价实的新文明”。

第三，关于“到世界这个大课堂中去学习”。

这里所说的“世界”包括多层意思。首先当然是指学习的对象即物理世界和数字世界，包括以物理世界和数字世界为载体的社会文化领域。但当我们说“到世界这个大课堂中去学习”的时候，“世界”不仅指学习的对象，而且指学习的场合、学习的态度和学习方式。

从学习场合的角度去理解，“到世界这个大课堂中去学习”的直接意思就是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笔者是上世纪70年代末高考恢复后首批大学生中的一员，亲身经历了国家改革开放给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带来的巨大变化。1988年8月，我首次出国访学，去挪威做访问研究。从那以后，我主要以学生和学者身份，后来还以学校领导身份访问了不少国家，前后加起来有30多个，算是积累了一点“把世界作为课堂”的亲身体验。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说：“任何人，要是他只看见过一个民族的人，便不能说他了解人类，而只能说他了解曾经同他生活过的那些人。”他的意思是，人之为人的共同点，是渗透在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多样性之中的；如果只了解人类这一大类中的一个个体，对人类这个大类的了解，就一定是过于简单和表面的。德国诗人歌德说：“不懂外语，也就不懂母语。”他的意思是，如果不走向外部世界，就没法了解其他民族，不仅因此而无法深刻理解整个人类，就连对我们自己，也会缺乏理解，因为我们自己的独特性，是与他者的比较中呈现出来的。

但是，“到世界这个大课堂中去学习”不一定非走出国门不可。今年是联合国成立80周年，而一般认为联合国的理念与德国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的思想有很大关系。有意思的是，康德这位世界主义理想的最重要倡导者，却几乎一生都待在哥尼斯堡这个小城。康德虽然没有走出普鲁士的国门甚至哥尼斯堡的城门，但当时这个小城却是德国甚至欧洲的一个文化之都，因此康德在这个城市是有条件读全世界的书、与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交谈的。康德的例子恰恰说明，在一定的条件下，在世界这个大课堂做一个好学生，不一定意味着要走出国门，甚至也不一定意味着要会讲外语。以我所在的城市上海为例，在交往方式如此发达的今天，在国际化程度那么高的上海，哪怕是一个普通市民，只要有诚意并且作努力，也可以成为与我国国际地位和国际责任相符合的胸怀全球放眼世界的中国公民。如今的上海，博物馆美术馆和演艺活动的数量之多分量之重，国际会展国际赛事和国际节庆的规模之大频次之高，大众参与文体活动满足求知兴趣的气氛之热途径之便，经常得到我的外国同事和外国朋友们的由衷赞美。尤其在今年暑期，上海这座城市确实有点像精彩课程琳琅满目的巨大课堂。最让我印象深刻的不是应邀出席这些活动的大咖和大厂们，而是兴致勃勃地带着孩子来开眼界的无数家长们；对于专业教育工作者来说，这些家长们不仅是我们的最佳同道，而且是我们的学习榜样。

“到世界这个大课堂中去学习”不仅与学习的场所有关，即走出国门；也不仅与学习的态度有关，即用好国际化资源；而且与学习的方式有关，那就是走到现实世界中去，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有所学习。

今年暑假，42名五年级到九年级的“流动儿童”即外地来沪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来上海纽约大学参加一个名为“上纽朝颜公益夏令营”的活动，与14位来自不同年级、不同专业、不同地域的本科生辅导员组成临时的“夏日家庭”。还有一个项目，由学校的一位教授带着参与“语言与权力”课程的学生，把他们在一整个学年内学习的语言学和教学法相关理论，运用到浦东社区中心孩子们的课堂教学实践中。上纽大师生走向现实世界的脚步不限于上海地区。暑假中我去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看望在那里支教的上纽大学生，一方面是为了支持和鼓励同学们通过解决当今世界实际问题而对这个世界有所学习，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让我自己有一个独特的学习机会。迪庆州的首府原来叫中甸，2001年民政部批复同意更名为香格里拉，从而把香格里拉这个小说家虚构的与世隔绝但文明祥和的理想之境，变成了游人如织商贾云集的热门景区。上纽大的同学们到这个发展任务还相当艰巨的地区参加支教，是亲身参与把理想境界从虚构变成现实的实践活动，这种活动为他们深切理解这个将跟随他们一辈子的大问题，即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关系问题，提供了一个绝好机会。

除了这样的暑期志愿者活动以外，上纽大全年都有许多支持和指导学生走出校园、服务社会的活动，以及为他们将来完成学业以后服务社会做准备的参观考察活动，包括我自己参与的师生“跟着校长看中国”的活动；对我来说，每次这样的活动，也都是同事们和同学们“带着校长看中国”。通过这样一些在解决现实世界实际问题的过程中有所学习的活动，我们希望能把“世界主义”的理念与“爱国主义”的理念结合起来，努力把来自世界各地的年轻人培育成“世界主义的爱国者”或“有根基的世界主义者”。这些教育实践，不仅是国际化办学模式的创新，更是中国叙事在国际传播中的生动体现，并构建起一个既根植于中国文化传统、又面向全球挑战的教育新格局。（作者 童世骏系上海纽约大学校长、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

来源：《神州学人》（2025年第11期）